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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何认定？
前言：本文系关于合同诈骗罪中，“以违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及相关司法观点，广州合同诈骗罪辩护律师团队整理编辑，来源司法裁判案例，版权归作者所有，供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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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吴某某合同诈骗案（裁定时间：2002年，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裁判摘要：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的一些行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主观上不具有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对方公司财产的目的，客观上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也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拒退保证金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企图骗取对方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隐匿合同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情形，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人吴某某虽系根据与某花公司的约定与某城公司洽谈签订协议，但其在中介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为抬高身价，在协议的封面和内容上多处以西门某公司作为主体，给人以代表西门某分公司的印象，待签订协议之后，再予修正；并且在某城公司和某花公司签订的低压成套项目协议上又私自加进其他内容。上述欺诈行为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原判也在事实部分作了相应的认定，检察机关抗诉对此部分提出的异议成立。但综观全案，吴某某在代表某花公司与某城公司签订和履行技术合作中，一些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主观上尚不具有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某城公司财产的目的。吴某某与某城公司签约的直接动机，是希望西门某分公司的有关技术合作项目能够转让成功，使其本人能够从中获取高额技术转让费。在客观上，吴某某作为某花公司的商务代理，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也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拒退保证金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企图骗取某城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隐匿合同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情形。某城公司虽在与吴某某接洽初期，受吴某某某些不当行为的误导，但终究是在经过考察了解后，确认有获得西门某分公司技术合作的可能，同意与吴某某等人签约并支付有关款项，亦不属被骗；且某城公司通过某花公司及吴某某等人的中介，最终达到了与西门某分公司技术合作的目的，已经成为受益者。有鉴于此，吴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机关要求按合同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的抗诉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1期（总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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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性案例
刘某某合同诈骗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646号）
裁判摘要：在签订合同时无履行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骗对方，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合同诈骗犯罪是目的犯，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前四种情形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比较容易把握与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行为往往与前四种情形不相符合，这就需要法官根据事实对被告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以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进而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
——《刑事审判参考》2010年第5集（总第7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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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仅是指行为人意图使财物脱离相对人而非法实际控制和管领，而且意图非法所有或者不法所有相对人的财物，为使用、收益、处分之表示。
2.“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践中案件情况复杂，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应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约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情况，加以综合判定，具体如下：
（1）主体资格是否真实。
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中，交易主体签订合同，目的是为了履行合同，达到交易的预期目的，而交易的安全、顺利进行并最终完成势必首先要求交易的主体必须真实存在。即便是合同民事欺诈，由于行为人的目的是通过履行合同而谋取不当或非法利益，因而在主体资格上一般也不会弄虚作假。反之，在刑事诈骗中，行为人签约时往往会以虚假面目出现，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假冒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
（2）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
在司法认定中应注意以下几点：行为人虽不具备实际条件，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在履行期限内具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履约有可靠的保障，应认定其具有履约能力；行为人原先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履约能力，导致无力归还他人财物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是在取得他人财物后为履行合同做了积极努力，但因被骗或者其他客观原因丧失归还能力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3）行为人有无采取诈骗的行为手段。
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心理内容，须通过具体行为方式及行为的实践效果去判断。手段的非法性是认定主观目的的重要依据。对诈骗犯罪而言，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与实施了诈骗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若行为人没有实施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即使最终没有履行合同，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值得注意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都含有欺骗的成分，但有欺骗成分的不一定就构成合同诈骗犯罪，还须进一步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首先要看欺骗的内容，如果认为行为人只是在合同标的的数量和质量上欺骗对方还属于民事欺诈的话，那么，在有无合同标的物上欺骗了对方，就已超出了民事欺诈的范围。另外，还要看欺诈的程度，即欺诈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当中所起的作用。在刑事诈骗中，行为人完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欺诈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当中起着根本性、绝对性的作用，而民事欺诈所追求的利益是希望通过实际履行实现，因此虽然在合同履行内容的某些内容或部分事实采取了欺骗手段，如夸大数量、质量或自己的信誉、履约能力，但对合同最终适当、全面履行的影响不存在根本的、全面的影响，属于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行为，应认定为一种履约前提下的民事欺诈。
（4）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行为。
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履行或继续履行合同的诚意，其目的在于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对方财物，一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履约行为或为履行合同做出努力。即使有一些履行合同的行为，那也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绝不是诚心诚意地按合同规定完全彻底地履行合同，履行一小部分合同的目的是为骗财作掩护。行为人虽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签订合同后没有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努力或者仅履行少部分合同，将取得的他人财物挥霍、用于其他非经营性活动，丧失归还能力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不属于履约行为，而是一种诈骗行为。
（5）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
在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经济纠纷都会出现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情形，但没有履行合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还需具体分析其没有履行合同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6）行为人的履行态度是否积极。
这一点与行为人不能履行合同的原因紧密相连，作为分析问题的一个角度，有单独提出的必要。倘若行为人在合同生效后不做任何努力，能履行而不积极履行，则说明其有诈骗故意。
（7）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方式。
在不同的心理态度支配下，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也会有所不同。行为人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挥霍、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一般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行为人将骗取的资金用于实际经营活动，包括用于炒股、炒期货、开发房地产等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并造成资金客观上无法归还的，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财物的主要处置形式，指的是确定全部或大部分资金的走向、用途。
（8）行为人的事后态度是否积极。
行为人的事后态度，也是区分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诈骗故意的重要标志。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合同没有履行之后，不是及时通知对方，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减少对方的损失，而是无正当理由地表现出种种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拒不赔偿、返还对方财物，或找各种理由搪塞应付，东躲西藏，避而不见，甚至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相反，如果行为人事后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用实际行动赔偿或者减少对方损失，就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
对于传统的诈骗罪来说，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后，诈骗犯罪已经完成，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产生于其非法控制公私财物之前。但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先占有了被害人的财物，然后使用欺骗方法，使被害人自愿放弃财物，从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也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在被害人交付财物或者款项之前，可能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采用欺骗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是在合法占有公私财物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拒不交付货物或者支付货款，或者不偿还资金。因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可以在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之前产生，也可以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
——高憬宏、杨万明主编：《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实务卷·刑事审判篇）》，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5页。
